和四个小学老师的晚饭

昨晚一个巧合的机会和四个北京的小学老师吃了个饭。两个是语文老师，两个是数学老师，三个是班主任。

国内的师生比目前还是比较低，一个班有45个左右的学生，一个年级有15、16个班级。

饭桌上聊到一个让老师比较头疼的问题——纪律问题。他们管理的班级是三年级到五年级。有的班级纪律好，有的班级纪律差。比如说其中一位老师反映有的学生在“副科”（国内对不重要的学科的统称，包括比如科学、思政等学科）上课的时候甚至有同学会把水浇在地上，在地上打滚。

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非常头疼。

我不清楚在教师资格获取的过程过程中是否会有专门的学科或者课程是教未来的教师如何管理班级、如何与学生沟通，这类软技能的。昨晚饭桌上的老师告诉我她的管理方式和十几二十年前我的小学老师管理我们的方式是一点没变的：针对全体学生的威令式的口头教育；让学生静坐反思，静坐的时候不上课、什么也不干；轻度惩罚，比如取消一定的自动活动（出去玩耍）的时间。

我认为这样的教管方式是非常直接、但是及其被动、且有隐性成本的方法。直接的惩罚、口头教育，其中的道理和逻辑基本不会进入到孩子的世界观中去，孩子的世界观是被行为行动所塑造的。他们 intake（摄入）的逻辑是：不服从老师的安排，那么我就会失去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比如玩耍的自由、被当中批评从而在全班同学面前丢失的尊严、被家长知道后的惩罚等。

这种直接且暴力的逻辑只在干一件事情：用威权奖惩让孩子服从掌权者的规则。

自此以后，班级的纪律会变得好一些，但是隐形的代价就是孩子再也不愿意出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独特观点、不重视甚至压制自己的情绪反馈，只为了委屈求全做个乖孩子。

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进入社会，童年时期习得的这些世界的规则，会适用在一切他对社会运行逻辑的理解上。服从性好，遵守规则，中庸……就会成为他们一生的行为模式。

而这些所有被塑造的灵魂，最开始都只是为了去支付班级纪律的管理成本。

这些管理成本是从哪里来的？班级管理的“预算”又有哪些？

首先是班级的规模。一个班级四十多、将近五十个人，教师的时间和注意力是不够的。

其次的是硬件条件，班级的空间大小，校园的人均可用的活动区域等，也会影响孩子的行为模式。人少的班级孩子会不会那么人来疯？空间足够的教室是否会让孩子更有做小动作的欲望？

再次是老师的心力。教师也是人。教师也需要自己的生活。当教师的工资待遇低、绩效压力（成绩）大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做打算，哪里还有心力来对每个孩子因材施教？我在饭桌上了解到的人民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很低的。而且管理层还用聘任制、成绩考核压力来不断给教师施压。这在我看来很悲哀。

饭桌上也有老师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比如让学生自治，说是效果很好。

我核心反对的是教师给学生带来隐形的精神压力。这种隐形的精神压力塑造孩子的人格，还会伴随他们的一生。

拿班级纪律这件事情来说，谁又说纪律是一定很好的呢？好的纪律有一定是安静、本分、踏实学习做作业的吗？这是一群才十岁的孩子呀。上个世纪这么大的孩子都光着屁股在田野里抓泥鳅呢。强制规训他们像军人一样服从纪律是非常不合理的做法。

好的纪律一定能带来的好的成绩吗？

好的纪律对孩子的一生有正向帮助吗？

好的纪律会让孩子更加快乐吗？

好的纪律是为了让老师不心烦，还是为了让全体学生更能获得教育？

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需要通过全体性管教来规训吗？

……

这些问题，都应该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问的问题。教育应该从教育的初心出发。我在童年时期也看到过带班比较自由而且成绩很好的班主任，也有不少学生比较调皮但是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些反例就足以让人去思考纪律管教的本质。而不是一听到“纪律”这两个字就奉为圭臬，是个不可侵犯的神圣准则。

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的一段经历。我从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在小学合唱队训练，也随队参加过一些比赛。在四年级的一天，全队要出发去另一个市里比赛。每个小朋友在中午的时候就画好了妆。大家都对此很兴奋。

但是在吃过午饭在合唱室休息的时候，大我一岁还是两岁的一个队友，我们原本是好朋友，但是他趁我不注意，在我的身后用我的帽子强制用力地蒙住了我的整个头，让我无法呼吸。在那被蒙住的时间里，我拼命挣扎，但是对方比我力气大，我的挣扎完全没有用。在那几个瞬间里，我真正感受到了窒息和死亡的恐惧。对方最后松手了，然后我非常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威胁了我的生命了。然后我就去楼下的合唱队老师办公室去“告状”。

合唱队有两个老师，一个姓俞，另一个忘记姓什么了。我去的时候是俞老师在办公司。然后我情绪激动地向她报告了这个事情。看得出来她很疲惫，管理这么大一帮小孩化妆、出行应该很累，刚吃完午饭想在办公室休息一下。然后她让我把那个同学也一起找来。然后就基本没听我们的对峙，就直接让我们两个一起站在一边，站一会儿。

那天早上下了雨，中午的时候还是个阴天。我作为一个刚刚再多被蒙几秒就要窒息死亡的一个受害人，到现在被当做是一个一同犯了纪律——也就是相互打闹——的共犯一样被强制要求站在一边。我想要解释，也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我就像是个罪犯。不，完全就是个罪犯一样。

然后我就走了，从那天以后我就退出了合唱队。

俞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平日里为人不错，我平日里也是很听话的学生。但是，如果现在让这位俞老师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只会评价她为一个犯罪的臭婊子。

是的，我心里的恨意就是这么大。这是来自一个十岁孩子的历历在目的记忆。